你的味道

　　即將召開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，將審議《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草案，力圖破解執法不嚴、有法不依、違法不究、信訪不信法等一系列體制機制問題。“依法治國”在被作為治國理政基本方略寫入憲法15年後，首次成為執政黨中央全會的中心議題。
　　日前，新華社刊發多篇文章，密集談論“推進依憲治國，維護憲法權威”，並就如何樹立憲法權威等問題專訪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、中國憲法學研究會會長韓大元。10月17日的《人民日報》亦推出整版，梳理“習近平論依法治國”的相關表述。而據《新京報》統計，中共十八大以來，習近平至少在17次講話中強調依法治國的重要性。
　　人類社會對於人治與法治的理論辨析與實踐體察，綿延至今，法治作為一種“最不壞的”治國理念為現代社會所接納，應當說亦是歷經艱難坎坷方纔達至的基本共識。全社會能免於恐懼地談論法治，崇尚法治精神，並認識到法治之於國家與政黨現代化轉型的重要意義，本身就是難得且須格外珍惜的歷史性機會。上述社會共識於現代中國的跌宕歷史而言，曾不乏沉痛的教訓：法治淪陷，社會底線失守，甚至談論法治與憲法都變得小心翼翼，一切都恍如昨日。談論尚且如此，實踐可見一斑。但因為難得，所以要珍惜；也因為不易，所以更須審慎與勇氣。
　　依法治國的關鍵與核心是依法治權、依法治官，這並不是說法律的實施在社會成員間因不同群體而給出不同要求，而是說貫徹實施依法治國方略的難度所在，乃是權力與權力者的不馴服。如憲法學者韓大元所言，“憲法權威就是憲法得到全社會普遍的認同、自覺遵守、有效維護的一種理念、文化與力量，表現為憲法至上，所有的公權力、國家活動都要受憲法的約束”，這樣明確且擁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治精義，具體到實施階段，卻可能面臨這樣那樣再現實不過的困窘。
　　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“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”要求，首先要求的群體便是權力者自身。據新華社報道的舉例，某市委書記調研，車上“大談加強法治的緊迫性，尤其是領導幹部帶頭守法的重要性”，一下車就指揮拆遷，就“大手一揮，把這個拆了，把那個拆了”。實踐法治之難，或許難就難在這樣一種“談法治時滔滔不絕，做決策時權力滔滔”的制度氛圍與權力土壤。而制度的變革與土壤的再造，需要頂層設計的大刀闊斧，尤其需要細緻入微的制度性具體化安排。
　　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多次重申，“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，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”，而“憲法的偉力在於人民出自真誠的信仰”。從不再迴避問題到正式提出問題，進而探尋到破題之策，可能依然會是個漫長過程，但開放相關問題討論，鼓勵和保障社會各界一同探索求解，卻已是迫在眉睫。
　　說易行難，在更多茲事體大的命題面前，可能“說”本身也顯得困難重重，以執政黨承諾為表現形式的言說要從紙面落到實踐中，為國家、社會、歷史與民眾所期待。“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，憲法的權威也在於實施”，在執政黨建設法治國家的過程中，判斷與衡量法治與憲法實施的標尺，在於確立對違反、破壞法治的行為的制度化懲處，對繼續以言代法、以權壓法、徇私枉法的行為、機構與個人，開列並追究明確的法律責任。“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，都必須予以追究”，這裡的“追究”，需要做可操作的制度安排。　　（原標題：[社論]依法治國首要在於依法治權）